账本里的民国中产：精明的董先生如何维持体面生活

袁为鹏脑海里有一张不露脸的照片。他就像侦探推理片里的侧写专家，根据蛛丝马迹，一步步触摸到人的性格、经历、身体状态和内心世界。不过，他的本意并不在此。他希望了解的是民国时期中产阶层的生活情况，以及抗战给普通人生活带来的影响。因缘际会，一个与他相隔百年，名叫董士沅的人成了他了解这些问题的抓手。随着两篇学术论文诞生，他与这位货栈掌柜的生活世界也意外地贴近了。借由他，袁为鹏甚至能够闻到街上烧鸡铺子飘出的香味，听到古镇茶馆里飘出的悠扬小调，街边水果摊贩的吆喝，和突如其来的爆炸声。

这一切都缘起于一部偶然落入他视野的账册，那是他的朋友黄英伟从古玩市场买来的。两大本账册共290多页，乍一看就是两本中等厚薄的旧书。见过许多账册的袁为鹏觉得它 “外观很普通，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1936~1942年2月间，它们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主人董士沅，上面记录了6年间共2000多笔收入和支出，平均每月42条。账册是当时通行的“腰格通天条”账式，采用传统的四柱记账法。从买水、买盐、交通、娱乐到人情往来，事无巨细，董士沅一一记录在册，而且笔迹工整清晰，几乎没有涂改。

两位学者立刻意识到，这是不可多得的反映抗战时期普通人生活的史料。经济史学者对近代企业家的研究多集中在一些重要的代表人物身上，比如张謇、卢作孚、荣德生等，对普通中小业主和中层管理者的研究则相对匮乏。除了小说《子夜》中的吴荪甫等能给人留下一点印象之外，学界少有专门的研究。而且，此前对民国历史人物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信函、日记等材料，很少会有人专门从账本入手做研究。

黄英伟和袁为鹏在咖啡馆待了整整3天，把账册里的记录一条条读出来，录入电脑。基于这些资料，两人又在咖啡馆讨论了好几天，终于合作完成了《民国中产阶级账本》一书。可就在出版前一个月，41岁的黄英伟不幸因病逝世。

一个精明体面的民国中产

去年夏天，袁为鹏完成了从北京到上海的漫长搬迁。在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聘为教授之前，他与黄英伟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史研究所研究员。如今，袁为鹏一家三口住在交大青年教师宿舍的一套两居室里，客厅就是他的书房，9个简易书架上放满了书。这是他藏书的1/5，都是这学期上课要用的参考书，其余80多箱依然滞留在北京。

研究董士沅，他陆续用了两年时间，看的资料上百种，文献逾100万字。但董士沅迟迟没有露出他的脸。他的长相已经淹没在时间里，无法从史料档案中找到。而且，因为账册里出现了同音不同字的几个名字，甚至连他的名字都已经无法完全确定。但在某种程度上，袁为鹏对他的了解又是具体而微的，甚至超过与他朝夕相处的同事。“一个毫无不良嗜好的人”“一个十分精明讲究的人”“一个受非常传统的中式教育成长起来的人”“可能有皮肤病”“十分爱干净，甚至有点洁癖”，等等。在家中书架前，袁为鹏缓缓道出他对董士沅的印象。

不同于日记和通信能够记述一件事的来龙去脉，在账本上，董士沅只是近乎刻板地一笔笔记录着每天的花销，只有在遇到重大变故时，才偶尔写下自己的心情。但账本也有优势，那就是它客观、细致并且连续性地反映了一个人的生活。

历史地理学博士出身的袁为鹏用他的考据功夫，通过当时的交通情况、地理环境、账本记录的几次旅行行程及费用，框定了董士沅的迁徙轨迹。他的家乡是江苏常州武进县湟里镇，工作地是以烧鸡出名的安徽古镇符离集。他频繁来往于家乡和工作地，每次都要在南京转车。抗战爆发，董士沅曾到位于上海法租界的总部述职，说明他供职的商号总部在上海。账册里多次出现“符栈”的记录，说明商号在符离集镇有一个货栈。从他宴请员工的习惯、交际的礼单、交往的朋友、收入情况以及到上海述职的行为来看，董士沅应该是那个货栈的负责人，类似于掌柜的角色。

通过对账册记录的汇总测算，袁为鹏推知董士沅平均每月的工资收入是46元。当时，上海普通的技术工人工资不足20元，董士沅的工资水平大约和最低级的公务员或普通中小学教师相当。但工资并不是董士沅收入的全部，他还有投资收入、利息以及房租，这样算下来，他每月的收入能达到103元。但即便算上这些，他的收入还是略低于当时大学的助教。“算不上富有，但能够维持他中产的体面生活。”

虽然在账本涉及的6年时间里，董士沅极少去上海，但出生于湖北、在北京住了19年的袁为鹏觉得，董士沅“基本上就像一个上海商人”。这种感觉，首先来自他对饮食的记录。袁为鹏发现，董士沅食谱很广，尤其在战前，吃东西更是讲究，而且充满南方特色。比如，他饮食中很大一部分是水产，有鱼、虾、蟹，尤其爱吃白鱼和价格不菲的对虾。

董士沅的行事风格也更接近于“南方人”——精明、节俭又十分讲究面子。有件事令袁为鹏印象很深。抗战爆发后，董士沅从符离集逃回家乡避难。“一般人在这种危急情况下都是直接回老家了”，但董士沅不是，他回到常州后，先是在镇里的大酒店住了一晚，安顿自己，又为家乡大人、孩子买了许多礼品，才施施然返回家中。

作为一个货栈掌柜，董士沅似乎时时处处都会体现出应有的派头。他定期给为他倒便桶的学徒赏钱，出行就叫人力车，如果上街买西瓜、大米这样比较重的东西，他就雇一个脚力为他提回家。“这并不是因为他提不动，只是因为他是个有一定身份的人，在大马路上提着重物，会显得狼狈，和他的身份不符。”袁为鹏说。

同时，董士沅又十分节俭。遍览账册，袁为鹏发现，董士沅几乎没什么嗜好，电影都不怎么看。生活支出一分一厘都算得十分清楚，唯一的消遣就是洗澡、修发和在茶馆休闲。“他在茶馆喝茶会消费不少水果和零食，从反映当时人生活的一些资料中推测，当时的南方茶馆里面可能会有说书、评弹等艺术活动可供欣赏。”账册里偶尔还出现“陪客人手谈”的记录，说明他有下围棋的爱好。

折射出许多城镇移民的生活

1936年阴历十月三十日，董士沅罕有地在账册中记下了他的心情：“沅在符栈，得电回里，星夜驰归，不能一面，泣血痛心，呼天抢地也。”那一天，董士沅的父亲去世了。即便是日夜兼程往回赶，他也没来得及见上父亲最后一面。对这种背井离乡的状态，尤其是亲人去世来不及回家的心情，18岁便从老家到北京上大学的袁为鹏感同身受。与董士沅一样，当年他得知父亲病危，当即买火车票回家，也没能见到最后一面。

袁为鹏很关注董士沅对家乡的态度，觉得相比于自己，“董士沅和老家的联系更密切，他回乡的次数是很多的，每次回家，大都是因为家人和亲友的各种红白喜事，如岳母寿诞、丧事、父亲生病等”。但即便在乡间有很多社会关系，董士沅依然很难真正回归乡土了。从账册的支出看，每次下乡，董士沅从不在村里住，而是住在镇里的宾馆，宁愿每天掏钱雇车来往于乡下老家和镇上的宾馆。他总是在镇上吃完早点再去乡下，还会自带开水、咸菜和鸡蛋，“可见是几乎不吃村里的东西”。这样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人，返乡时却拒绝了乡间的食物，让袁为鹏感到有些费解。他不由想到了《围城》里，城市知识分子方鸿渐、李梅亭一行人路过乡间旅店，见到环境脏乱，连肉都生蛆的细节。“那时候的城乡差别要比我们现在厉害。”

根据既有的研究，民国时期常州一带丧葬礼仪繁多、花费很大，一次殡葬有时可能使一户中等资产人家破产。董家的丧葬过程也极其漫长和繁琐，从最初的入殓、出殡到筑墓立碑，历时数年，花销很大。仅仅葬仪一项，就花了98.81元，大致相当于董士沅战前的月收入。这笔钱先由董士沅垫付，之后，他弟弟前后分四次支付了他48.47元。这样算起来，在外工作的长子董士沅只比在乡间务农的弟弟多出了一点点钱。“董士沅的经济条件可能比弟弟要好得多，他讲究的是亲兄弟，明算账。”根据董士沅的记录，父亲病危前曾和弟弟大吵一架，所以袁为鹏认为，另一种可能是董士沅为此对弟弟一肚子气，就把账算得很清楚。

“他是受非常传统中式教育成长起来的人，很重视家庭伦理，也善于经营，具有很高程度的经济理性。”比如，抗战爆发前夕，董士沅就早早把自己住的房子简单装修后租了出去，然后自己租了一间小而破旧的房子住。这样一来，每个月可以多出10元的收入，相当于一个初级工人的月工资。

在这个民国“中产”身上，袁为鹏看到了种种“新旧交织”。父亲病重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去医院看西医，自己也经常到医院挂号看病，还做过手术。同时，他也笃信中医，经常购买各种中药。他还很相信风水堪舆，账册里经常出现他请人算命看相、看风水的记录。他也是个有一定精神追求的人，买了许多书，尤其是抗战期间，书价便宜，他更是大量购书，其中既有算术、铁道史、英语方面的西学书籍，也有《诗经集对》《左传》《史记》《官场现形记》等文史类图书，还有《心经》《命理探源》等宗教玄学读物。

【对话袁为鹏】抗战时期普通中产的生活之道

：抗战爆发后，董士沅过得怎么样？

袁为鹏：战争爆发后，他的粮栈关张了。他作为负责人，在店里留守了一年多，终因日本人对粮食流通的管制越来越严格而开业无望，结果他一个人到上海总部办理交代。此后，他在家乡小镇里待着，可能也帮人做点生意或中介，也还能有点投资或利息方面的收入，但战前每月稳定的薪金不再有了。

：面对经济问题，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把自己的大房子出租，然后租了套小房子自住，以租金的差价换取一些生活费。除此之外，他还有哪些应对方式？

袁为鹏：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他在战争爆发前夕就预感到了未来情况不妙。他节俭了很多，人力车、脚力钱支出都少了。总的来说，他是节俭度日，但还不至于贫困。

战争时期，物价的变化是结构性的。移动性很差的东西，比如人工、新鲜水果这些，价格肯定会下降；但是，粮食、糖果等移动性很好的东西就涨价很厉害。董士沅为父亲做墓碑、修整乡下的房屋，都是在战争时期，因为，那个时候工匠都找不到活干，工钱是很低的。

董士沅和家人当时是分隔两地的，虽然物资能够寄到当地，但音讯不通。他对此十分焦急，经常邮寄书信和物资到家中。所以在战时，他的通信服务费是升高了的。

：董士沅对食物似乎比较讲究，账册里记录了他丰富的饮食，既有水产，也有符离集出名的烧鸡，还有千张、腐乳、变蛋，以及各种豆类、水果等。战后，他的餐桌发生了什么变化？

袁为鹏：在书中有对他家庭恩格尔系数的计算。总体来说，战后，他的恩格尔系数攀升很快。不过，恩格尔系数在这里很难说明问题，因为不太清楚后期他回到家里是一个人生活还是和家人在一起，如果是和家人在一起，他们一家人用于食品所占的比例自然会比他过去一个人过日子所占的比例高。再加上他个人战后的社交活动减少了，这也会抬高恩格尔系数。从账册的记录看，战前，他是顿顿有肉，出门有“行李力”“车力”为他服务，但是到战后，这种雇用苦力的花费明显减少。同时，他购买食物的品种也少了很多，单次购买的量则大了很多。我想可能是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尤其是1940年之后，物价很短的时间里就能翻几倍。他原本很喜欢消费新鲜水果，战后这方面支出也少了很多。

：书中提到一个细节：抗战爆发前，人们消费很少，导致服务产品价格下降，但沦陷以后，一些服务产品，比如洗浴、修发的价格反而上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袁为鹏：战争对人消费的影响，学术界有两种不同观点。有人认为战争发生了，大家都过紧日子，要把现金留在手上。还有人认为，战争会把人的时间预期变得很短，每天都有飞机轰炸，每天都有身边人死掉，很多人会想要快点把钱花掉，这种行为被骂成“纸醉金迷”。沦陷以后，因为当地秩序稍稍安定，本地交通恢复，服务的价格就会慢慢上升。

：书中提到，董士沅在家乡有地，经常下乡收租。但他每次收租，餐旅花费都很多，基本相当于土地租金。可是即便在战时，他还是坚持舟车劳顿，下乡收租，这是为什么？

袁为鹏：民国时期地租不高，的确靠收租是赚不了什么钱的。当时的房屋中介体系比现在还要发达，下乡收租这件事其实是可以让中介代劳的。我猜测，董士沅之所以坚持自己下乡收租，可能是要确认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乡下的土地，长期不管，到了一定的时候，租子可能就收不上来了。也有可能是受战争的影响，当地负责帮助收租的租栈不能正常工作，只好自己亲自动手。

：在账册中，董士沅记录自己心情的次数多吗？

袁为鹏：个人账本里有一些这样的记载是很正常的，在国外的账册里，这也很常见。但董士沅的账册抒发感情不多。有一次是因为他和父亲没能见最后一面，非常悲痛。另外就是战争时期，家人的音讯中断，虽然邮寄粮食，但他依然十分焦虑。他在账册里写过他的担心。还有一次，是因为日本人炸了当地的一个车站，他也记了一笔，表达他的气愤。

《民国中产阶级账本：体面地用好每一文钱》

黄英伟、袁为鹏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月版